中山大学工学院师生在澄江合影。（资料图片）

中山大学原校名为广东大学，1926年正式更名为中山大学，与同时创办的黄埔军校并称“一文一武”。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1938年10月在广州告急的时候，为避开日寇的战火，中山大学奉命迁移，先于1938年10月初迁广东西南部的罗定，经过一个月短暂停留后，又改迁广西龙州，辗转流离。前往龙州途中，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在征求迁移意见时，中山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吴信达（祖籍云南澄江县人）建议把学校迁至云南澄江县，并陈述了西迁澄江的理由。校方讨论后认为可行，便开启了中山大学西迁澄江之旅。

古刹弦歌

中山大学西迁澄江，历经粤、湘、桂、黔、滇五省，辗转千里。主要线路有两条：一条是陆路，乘火车经粤汉铁路到湖南衡阳，再由衡阳转湘桂铁路经广西、桂林、柳州、都匀到贵阳，由贵阳乘汽车到昆明，又乘火车到呈贡，再从呈贡骑马、步行到澄江；一条是水路，乘船从广州出发，经汕头到澳门、香港，出国到达越南海防，然后从海防转乘火车经滇越铁路到河内，再到中国河口，经开远到昆明，再骑马、步行到澄江。

1939年2月下旬，中山大学各路师生2000余人历时4个月跋山涉水，分15批辗转到达澄江。初春的滇中高原，茶花与战火同开，这座边陲省城，见证了中国教育史上最壮丽的迁徙。

中山大学迁至澄江后，即在澄江设置文学院、医学院、农学院、工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师范学院、研究院共8个学院30余个系。各学院经过短暂的准备之后，于当年3月1日正式开学上课。

各学院院址分散，主要利用庙宇等建筑，同时租用部分民房。他们因陋就简，师生还自己动手建盖了一些简陋的草房。其中，校本部设在县城普福寺内，附属医院设在土主庙；文学院在城内的文庙、凤麓小学、玉光楼、城外的观音阁、斗母阁与翠竹庵等处；师范学院和研究院在城内的玉皇阁、老建设局、极乐寺及北门外的五灵庙……

中山大学在澄江开学后两个月，1939年5月，根据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颁发的专科以上等级行政组织规程，暨大学各学院所属学系订正名称的规定，学校行政体制进行了一些调整。学校设立教务处、训导处、总务处，设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各1人以及研究院院长1人，均由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直接委派。1939年夏，中山大学开始设先修班，招收初中毕业生，共办了6届，历年结业升入各大学者近千人。

中山大学师生利用澄江庙宇复课，顿时，古刹内外，书声琅琅。这些散落在20余处庙宇的课堂，恰似漫天星斗坠落凡尘，在战火纷飞中守护着文明的微光。

红旗漫卷

中山大学搬迁澄江后，于1939年6月经中共云南省工委同意成立中共中山大学临时支部，推选李文浩为支部书记，劳家顺为组织委员，吴克清为宣传委员，周亨达担任临时支部联络员。支部成立后，首先开展群众工作，支部以原抗日先锋队的积极分子为骨干，成立了进步群众组织“青年生活社”。通过“青年生活社”组织讨论学术、政治与时事等问题，如“大学生战时生活与工作”“关于治学方法”“孙中山总理的思想与革命事业”“抗战中的农村工作”“苏德协定与国际形势”“湘桂会战与国内形势问题”等。通过学习讨论，使部分学生消除了一些消沉模糊的思想，明确应该做一个“读书不忘抗战，抗战不忘读书”的大学生，以实际行动为抗战与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使广大同学对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和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坚定了抗战必胜的决心与信心。

7月，学校放假，由“青年生活社”发起组织青年夏令营活动，争取校方支持，在抚仙湖畔举行，各学院近百名学生参加。夏令营邀请进步教授作时事和学术报告，举行游泳、爬山等文娱体育活动，晚上举行篝火晚会，以丰富的内容和形式吸引众多学生参加。

“青年生活社”还成立了歌咏队和戏剧组，经常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39年冬，“青年生活社”为向前方抗日将士募捐寒衣，举行盛大音乐戏剧筹款大会。会上，马思聪教授表演小提琴独奏，歌咏队演唱《红旗飘飘》《歌八百壮士》等抗战歌曲，戏剧组演出《日出》《原野》等进步戏剧。观看演出和捐款的师生及当地民众达数千人之多，激昂嘹亮的抗日救亡歌声响彻古老的澄江大地，广大师生和民众群情振奋，呈现出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抗战浪潮与爱国热情。在此期间，“青年生活社”创办了《青年生活旬刊》和《民众壁报》，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方针政策，揭露和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投降、分裂、倒退阴谋。“青年生活社”的队伍经过党组织的考察和培养，先后有10多人加入党的组织，扩大了党的力量和影响。“青年生活社”还在各学院设立分社，成为中山大学进步群众组织的中坚力量和党团结教育广大同志的重要阵地。

推动发展

中山大学在澄江近两年，给澄江的社会面貌、人们的思想观念以深刻影响，对澄江的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经济、交通等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澄江距省会昆明虽仅60余公里，但在中山大学迁来之前，县境内没有一条通车的公路，交通闭塞，运输全靠人挑马驮。中山大学迁至澄江后，促使政府当局重视此事，积极协调，并资助部分经费，中山大学工学院主动承担起线路测量任务，终于使公路得以开工。经全县民工奋力修筑，仅用4个月公路就建成通车，全县人民盼望已久的大事变成了现实。

中山大学师生、员工及家属数千人抵达澄江，消费人口猛增，消费需求量增大，带动了商业的发展和市场的繁荣。交通运输、金融、邮电、饮食、日用百货、文化体育用品、蔬菜、水果、屠宰等行业，生意兴隆，新的商店、饭店、书店应运而生。

中山大学在澄江除了完成教学、科研任务外，各学院都在所在地义务办起了“平民夜校”，作为向民众宣传抗日和扫除文盲的场所。此外，各学院还结合学科特点开展社会服务活动。如法学院设立了民众法律顾问处，开展法律咨询和诉讼活动；师范学院在西门极乐寺兴办了一所实验小学；农学院在鲁溪营搞水稻、小麦良种试验，还设有栽桑养蚕试验基地，向农民传授推广农业科学技术；医学院附属医院也对外开放，为群众诊疗，普及卫生防疫知识，使用盘尼西林（青霉素），施行截肢输血、肿瘤切除、剖腹助产等，用当时最为先进的治疗手段救死扶伤。这些活动，深受澄江人民欢迎。

中山大学的体育运动也非常活跃，足球、篮球、排球都有很高的水平。中山大学丰富多彩、朝气蓬勃的体育活动，对于澄江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由于“男尊女卑”封建思想的影响，当时澄江妇女的社会地位低下，备受歧视。中山大学迁至澄江后，男女生同班上课，同台唱歌演戏，一起打球、游泳，男女之间平等。这些现象有力冲击了封建思想和世俗偏见。在中山大学的影响下，澄江逐渐“开化”起来。

1940年10月，中山大学奉命迁回粤北坪石。中山大学虽然迁离了澄江，但人民和历史不会忘记，其对推动澄江发展进步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这一段光辉的历史将永远载入史册。

（中共玉溪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李福生执笔）